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迄今为止，这次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会被人不断地提起：十年、二十年……或许百年之后，我们乘坐飞船旅行的后代还会知道，对曾经亲历过这样一次经历的人来说，那场考试给他们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符号。
为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中国从此走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发展之路，本刊编辑部组织人员对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历经30年前那场高考的人们进行了回顾和采访。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弹指一挥间，但在人生的旅途中，是从黑发到白发，从踌躇满志到回首往事的历练。那一刻，令所有亲历的同学少年泪流满面。（晓文）
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历史是凝固的，也是严峻的。拂去岁月的风尘，记忆会打开人们脑海的闸门……
一
在那个“彻底搞好文化革命”的狂热年代里，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未能幸免。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社论，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学生和教师，早已对旧的招生制度，表示“无比愤慨，迫切地要求把它扔进垃圾堆里去”，“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文化知识都不具备，这场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大学教育面临危机。
1977年6月29日—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但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等主要领导与到会者，只把自己的热情停留在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等表面工作上，在会议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仍然是举步维艰，蹒跚不前。
8月4日—8日，在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提议下，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于光远、王大珩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8日，邓小平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要学习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建国以后时间最长，且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返城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二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声春雷，在百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教育如同一列多年停滞不前的火车添足了燃料，就要向着美好前景飞奔。
1977年12月10日—13日，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最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也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对于当时已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就要印试卷，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1块钱。当时的中央领导拍板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钱就行了。
毕竟已经事隔多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试卷，而是由各省分别命题。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史共4张卷子，可以加试外语。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也并非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三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制度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1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学子的心。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空前鼓舞，他（她）们要找回自己失落在运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早应参加的高考。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并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庞大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上千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更直接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复兴的基本，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人，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
邓小平亲自对高考招生繁琐的政审条件作了大段删改，明确指出：“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周军 浩清许新宇）
想起1977年那个冬天……
当我们在众多的人群中，找到他们这批参加1977年首次高考的考生时，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回首往事，他们沐浴着一种叫“幸福”的东西，也许，这30年来，他们有过太多的舍与得，但那段高考的日子却让他们一辈子无法割舍。
——编者
黄蓓佳：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黄蓓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5年6月27日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的黄蓓佳，恢复高考前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这个岛上“接受再教育”4年了，而且还早已准备再继续个4年、40年……
1977年夏天，黄蓓佳在岛上劳动，在江苏省扬州市当教师的父亲写信告诉了她一个“内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吗？黄蓓佳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知道唯一能实现多年藏在内心的理想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师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习资料。在考试之前，公社和县里进行了两轮筛选，很多人在初考时就被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们很狂。黄蓓佳外柔内刚，发誓为女知青争口气，当然更主要的是能为自己“找回城市户口”。
初试结束后就到县城填志愿，她心中的理想是北京大学——其实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我那时好像什么顾虑都没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码事”。30年后，她在南京郊外的寓所对笔者透露了这个藏匿已久的“秘密”。
于是怀着“考不上拉倒、考上就赚了”的轻松心态，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个决定她能否正式应考的大事。这天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只有一个议题：让社员们评议，到底让不让黄蓓佳参加高考。这实际上是对她的一次政治审议，当时，她的‘小命’就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她紧张极了，因为其家庭成分是“地主”，仅凭这一条，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获得通过，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在开社员大会，我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感觉开会时间很长很长，其实最多也就是半小时，可我太紧张了。这时生产队长从里面出来，他朝我笑笑，说你去考吧！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哗地流了出来……”黄蓓佳说，赶考的那天是初冬的一个凄风苦雨的天气，她穿着一双破旧的高筒胶靴，怀揣两支钢笔，两张做草稿用的破纸头，在又粘又滑的长江堤岸上跋涉好几里路，赶到了公社中心小学的考场。一屋子的大龄考生，被长年艰苦的体力活儿撑得膀粗腰圆，此刻只能缩肩驼背趴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上，边答题，边哈手。凛冽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洞里尖叫着挤进来，给考场增添了悲壮而肃穆的气氛，那样的一幕至今难忘。
考试的那几天，黄蓓佳的精神高度亢奋，完全不知道疲劳是什么滋味。早晨起床，与其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睡着，她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小时后交了卷子，几乎是飞奔着回家。
在扬州参加高考阅卷的父亲对她有个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题写信告诉他，好让他估估分数——父亲虽不在女儿身边，可心里比谁都着急。黄蓓佳说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当晚把所考内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来给父亲寄去。几天后，她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综合各科阅卷老师给她的估分说，总分不低，录取是绝无问题了。有了这句话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从此不下地了。
在等候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时间里，黄蓓佳亲手给父亲织了一件毛衣。毛衣织好的一天傍晚，她独自关门干活的时候，门外忽然喧哗起来，闹哄哄的人声脚步声自远而近，然后门被一群人轰开，他们满脸通红地举着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高声喊叫：“北大！嘿，北大哎！”她一惊，站起来。毛衣针扎了自己的手，很疼。她伸手去接会计手里的那个信封，手哆嗦得厉害，半天都撕不开结实的封口。
没想到，竟被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录取了！这正是她梦想却又怕没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专业啊！此后的日子里，再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激动……
黄蓓佳说，她北上走进自己“梦中情人”——北大的校园时，心律加快了好多好多，因为以往梦中的北大仅是个概念，就像对皇帝头上的那顶皇冠的认识一样，可进了校园后，才发现这儿太大了。她当晚写信给父亲说：北大大极了，就像我们家的县城一样大！这位1973年即在上海《朝霞》丛刊发表处女作《补考》的江南才女，入学后就忍不住又动笔写了一篇感受大学生活的记叙文——《苦战》，后来这篇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了。当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度，直到1978年底，她才收到了是年第5期转载其文章的《山西青年》寄来的7元钱稿费。“那时7元钱可了不得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笔稿费呀！我用它买了一个铅笔盒，一本字典。铅笔盒伴我度过了4年北大读书时光，字典至今我还用着……”
陈纳：那次高考不考外语
（陈纳：哈佛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建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科带头人。）
1977年10月的苏北大地，正是金秋季节。庄稼都已收割、堆放到场院上去了。
那个秋天的早晨，正在黄海之滨——江苏省射阳县当乡村教师的陈纳，从广播里听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国家恢复高考了！”
他起初还不敢相信。但是，这条新闻还是让他冲出宿舍，跑到校园无人的地方，放开喉咙，仰天长啸，振臂跺脚……
作为“一片红”最后一届的初中毕业生，他于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在其看来，考大学已实在太遥远了。在那个“读书无用”的荒谬年代，受父亲陈子刚（曾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疗伤的国民党宋希濂所属部队军医，1949年1月随傅作义将军参加北平起义。）的影响，他也渴望做一个有知识的人。
1972年从培训班结业后，便开始利用教学间歇，学完了“文革”以前的中学课程，接着学大学英语。到1977年，已学完许国璋编《大学英语》1—4册和俞大茵编《大学英语》5—6册。
在恢复高考以前，他曾连续三年（1974、1975、1976）申请报考大学，但在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下，要由个人申请，组织审查，领导批准……而其每次都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在宗法式的血统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求知的渴望、读书的渴望和上大学的渴望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像这样家庭背景的人，上大学深造只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罢了。然而，这个充满了诱惑的梦太美了，实在无法舍弃。以至于有一次，他到盐城地区驻徐州煤矿指挥部医院探望父母时，专门跑到苏北地区办学历史最长、办学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属高校——徐州师范学院（现为徐州师范大学），从大门‘混’进去，找到外语系，走进一间教室，在学生的座位上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
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自学的热情毫不衰减。那些年，除了自学英语，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当时条件下可能找到的一切书刊。在那个知识增长可见可触的时期，读书之余，常常沉浸于一种莫名的陶醉——其中有享受知识的自足，更有一种青年人对人生未来的朦胧的憧憬。这种憧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对他这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明是在做梦。然而，青年之憧憬与青年之梦想，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区别吗？
一来被“家庭成分”这条蛇咬怕了（学外语，涉“外”，尤其需要“根红苗正”），再者怀有“科技救国”之心，1977年恢复高考时，陈纳决定报考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据信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专业）。从报名到考试，不到1个月时间。他还没来得及在工作之余把那几本中学物理和化学课本看上一遍，就匆匆地上了考场。那次高考不考外语（除非是考外语专业的）。考前，他给招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以外语特长自荐，要求加试英语。结果，信发出后，泥牛入海。
与其一同报考的两个哥哥均被医学院录取了（他们将继承父业），而最被看好的他，却没有接到任何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是全国统一试卷的高考，政策（包括“政治把关”）更宽松了，他决定再次报考外语专业，结果以5门功课450分的总成绩，被北京大学西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
“几天后，陈纳回公社办理相关手续，才得知这次全公社共有100多人参加高考，而他们大队考取的就只有他一个。”
怀着喜悦的心情，他办理了户口和粮油的迁移关系，满怀憧憬地来到仰慕已久、位于京城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插班到比其早半年入学的1977级就读，开始了新的生活。
此时，距离其从下乡“插队”到考上大学，他已在农村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
章启月：“文革”后“北外”第一批新生
（章启月：外交部新闻司原副司长兼发言人，现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特命大使一职。）
章启月，1959年10月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外交世家。她的父亲就是后来历任中国驻比利时、日本大使、北京外交学院院长的章曙。
“文革”风雨聚变之际，才小学四年级的章启月就随母亲薛润吾来到外交部设在赣西南的“五七”干校，过了两年半的学习兼务农生活。当父亲由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回京时，女儿已是北京市北新桥方家胡同小学的毕业生了，随后进入北京21中就读。
性格平和、踏实的章启月，从没想过出人头地。然而，在父亲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司副司长之际，她也与外交结了“缘”。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遂向国内提出建议，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初步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一批中、小学生赴海外留学。章启月幸运地成为去美国留学的5人之一。这对当时未满14岁，在“文革”风尘弥漫、国门远未洞开之前，就获得了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的她而言，实属幸运！
1974年夏，在往常为国家领导人及外交官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服装后，扎着小辫子的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
1977年1月，告别了她熟悉的纽约格林尼治村颇有名气的“小红房”学校，以及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高二就读。并于年底参加恢复后的首次全国高考，翌年，她与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一起，跨进了地处京郊西三环北路二号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美丽的校园，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
说到大学生活，章启月现在还会兴致勃勃地历数着母校的点点滴滴。作为全国外语学习第一学府的北外从70年代末就开始引进外教，组织辩论赛、英文话剧、每周影片和大量专题讲座，都让学生们以多样方式去接触另一种文化。除此之外，学校更是开设多学科介绍课程，包括科技、人文多方面多角度的知识。“有的课程还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大程度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当然，最大的影响还来自良师益友。想起老师们的严谨认真和严格要求，章启月回忆道：“人们所最难忘的往往是一些小事。记得一位外教在批作业时，每遇到哪怕是极小的一处错误。必用红笔写一个大大的MR（Misattribution requirement）以示警戒。到现在我还总能条件反射般的想起……”
大二那年，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开始第一次招生，有过近3年“留洋”经历的章启月，自然也特别想报名。谁知，父亲却坚决不让，一直说：“你在美国学的英语很不扎实，你应该在北外把基础好好地打牢，这样对今后的发展才有利。”
然而，当时的章启月根本听不进。但疼爱幼女、一心为其未来着想的父亲就是不同意。她心里非常生气，也有些恨父母。但最终，她还是没能拗过父亲，只好继续在北外学习，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章启月的外语思维能力和对文章的理解能力突飞猛进。她再次提出参加考试，父亲觉得可以了。辛勤的汗水结出了硕果，毕业前夕，她一举考入第2期联合国译训班。
经过1年深造，1983年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她作为国际职员再飞纽约，前往联合国秘书处任同声传译。1年后，她来到明媚秀丽的莱蒙湖，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继续做同声传译。1987年，她回到北京进入外交部国际司。
国际司是章启月外交生涯的“摇篮”。她在这里，呆了整整8年，从随员起步，一直干到副处长、一等秘书。当1995年，她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国际司第3次飞赴纽约时，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
1995年到1998年，章启月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一秘、参赞。1998年晚秋，当西山如醉如痴的红叶为北京增添了无限秋色的时候，她结束了在纽约的3年任期，登机回国了。当飞机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的一瞬间，也使她心头的思绪升腾。从少女时代步入中年，章启月近40年人生旅途有四分之一是在纽约度过的。不思量，自难忘！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她告别故乡，千里迢迢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个扎着小辫子、满脸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如今，故地重游，物是人非！是祖国，是人民，把自己培养造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成熟的外交官。
张晓山：我报中文专业，却被数学系录取了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68年，一个北京四中高中毕业的小伙子，背着包裹风尘仆仆来到草原，在呼和浩特市西部的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他叫张晓山，是著名评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原名张光人）的幼子，沉默寡言。他的沉默寡言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
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两者之间仅相距7个月。同年4月，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同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从1955年2月12日到5月31日，更准确地说到5月16日胡风被捕之日，胡风问题便从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升格为“反革命分子”了。
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关内容：“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涉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
“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极端压抑甚至扭曲的状态中度过的。我一度真实地感到，我不能和别人平等生活。”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的张晓山回忆说。
当时，父亲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首要人物，被监禁在狱中已经10多年，受此影响，他对很多事情心存顾虑。
1973年，当地有一次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他努力争取，但是因为家庭问题，没有过政审关。1974年，又一次同样的机会与他擦肩而过。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他沉默寡言了9年。他在沉默中勤奋着，他梦想着上学读书。
他没有预料到，中国面临着变革以及变革与他的关系。1977年，张晓山被调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良种厂，做技术推广工作。
当年秋天，广播播发消息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张晓山又一次动心了，他感觉到政策松动了。
希望在他心中燃起。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参加，或许又要在政审的时候被卡下来。我不敢对这次高考抱太多幻想。”
张晓山鼓起勇气到公社报名，顺利得让他吃惊，政治限制的程序没有了。农闲时节，他有充足的理由请假复习……
12月10日，在塔布赛公社中学的一个考场里，已经30岁的张晓山奋笔答题，他要圆梦。但是他又异常平静，“即使考分够了，能不能上也是个问题”。
虽然心存顾虑，但是张晓山渴望通过高考回北京上学。他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大学的校门还是向他敞开了。
当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发下来时，他懵了：“我报的是中文专业，却被数学系录取了！”他后来找到了答案，学校的老师认为中文和文艺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麻烦替他改了志愿。老师的动机出于善良，因为胡风1955年就是因为文艺而入狱的，老师希望他能够顺利通过高考。
张晓山不甘心，经过一番争取，最终进入外语系学习。1979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了，在校本科生也可以报考，他又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研究生班。1982年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先后被聘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开始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9年7月以同等学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被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等多项重要的科研任务，独著或合著了多部专著。
“对于我这样的人，恢复高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恢复了我做人的尊严。”张晓山回忆起这段经历，至今念念不忘。（肖舟）
扩招，扩招，中国高教步入瓶颈
据了解，恢复高考的30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1977年和1978年的冬、夏两季招生，共录取了40.1万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高校2 ：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一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30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1998年11月，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的汤敏和夫人左小蕾，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呈交给国务院领导一封信。在信中建议，在3至4年内使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新增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同时国家建立助学贷款系统，给部分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包括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等在内的高层认可。1999年初，有关部门拟定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
于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竭尽其所能地一改过去稳步发展的常态，跃跃欲试，开始了扩招大提速，连年扩大招生，规模前所未有。所有的高校都想在中国高等教育这个以人才为经济增长点的大舞台上抢占制高点。
在高校大扩招这块诱人的大蛋糕的诱惑下，1999年以来，各级各类教育获得较大发展，高等教育招生更是大幅增长。
自扩招以来，全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8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530万人。截至2005年，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2300万。其中民办高校278所，本专科在校生约280余万人。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只有115万，2004年是280万，而2005年达到了338万，是2001年的3倍。
二
扩招犹如铆足了劲的发条，勇往直前，增速不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那并不让人乐观的就业率。
进入二十一世纪，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突然发现，找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2001年到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虽然工作并不好找，但却并不妨碍高校年年乐此不疲的扩招。部分高校的盲目扩张之风，已经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还在继续，且有愈演愈烈之感。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人，2002年是37万人，2003年是52万人，2004年是69万人，2005年达到了93万。就业率是多少，待业人数又是多少，令人关注。
国家发改委预计，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将达到495万人。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有的毕业生甚至表示，只要给其工作，宁肯不要工资。
其实，我们不应该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该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扩招与就业也并非一对必然的矛盾体。因为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不断地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三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才刚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但就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而言，当今，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并不多，一旦与发达国家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而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现象之所以发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教在某些领域某些专业的供给的增速上，大大超过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增速。结果，整个社会的吸纳能力远远赶不上大学扩招的步伐，由此，出现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脱钩、不相适应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
高校扩招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它在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功不可没。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家庭对高教投入的大幅度提升，读不起大学和就业难的双重压力，使不少人对高等教育丧失信心。但这不全是扩招的错，从某种意义讲，扩招不过是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就业压力增大的替罪羊。
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推动大学教育规模的增长，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亦然）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就业率革命”
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
使中国教育面临危机
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128.2万人，仅比去年增加7000人，而往年考研年增长率高达22%.不仅全国范围内考研增长率大幅萎缩，上海、湖北、四川、广东等省市的报名人数还首次出现下降；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报考人数比去年分别下降了13.5%、11.3%、11.3%和8%.就连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也不能免于报考人数下降的行列。
考研人数减少的主因是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普遍认为“考研越来越不划算了。”当学生们付出时间、金钱读研，却不能得到期待的好工作时，考研自然开始降温。这种现象说明，高等教育的供大于求已经从大学本科延伸到了研究生的层次。当投入不再能够预期相应收益时，面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先知启蒙，当事人就作出了理性选择。
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使中国教育面临危机。作为培养人力资源的行业，30年来中国教育一直以扩大教育规模、提高适龄人员客观存在教育率为方向。这一思路隐含了一个前提：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将长期保持供不应求。但是，此种前提已经被高速扩张的高等教育现状所颠覆。据报道，去年大学毕业生的首次就业率不足60%，工资要求越来越低，有些甚至已低于农民工；预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外部环境的变化、供求关系的逆转，迫使中国教育不得不进行转型，由原来追求数量增长转为致力于质量改进；在招生规模不再增加甚至还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更加适销对路的人才。换言之，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就业率革命”，紧紧围绕“提高就业率”这一中心目标，全面改造教育体制、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报考、招生、毕业等项制度。
多种因素遮蔽了高校对危机的敏感
高校是变革的主角，但它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因为多种因素遮蔽了它对危机的敏感。教育产业竞争既激烈，又不充分。不充分是因为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产品优劣，有多种因素介入其中。比如政府因素，例如被列入211、985工程的高校，能够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家金融机构的巨额资金支持，获得多方面资源优势。对高校来说，自我包装、勤于打点，争取进入政府重点支持的名单，远比提供市场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关乎切身利益。在就业竞争中，政府支持及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这种支持所支撑的名校品牌，往往比人才产品质量本身更起作用。不改变高校的这种利益格局，不从外部环境入手，改革主体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改革动力。
首先，应该改变政府介入方式。可借鉴美国的经验，政府投入按人数逐年均摊到学生身上，而非直接投向高校。学生选择哪所学校，资金就随之到哪所学校；学生转校，资金也随之转移。这样，学生的选择将决定学校的收益，而学生的选择必然以自己的最大利益即就业前景作为依据，这将迫使学校不得不围绕“提高就业率”进行改革。
不仅如此，教育既承载着提供人才的产业使命，也是现代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管道。但这一管道，目前在中国因高昂的学费而被堵塞，即使政府出台再多扶助贫困生的政策，也似乎收效不大，因为关键的参与者，即上述政策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和高校本身没有积极性。但是，如果改变中央财政教育投入的方式，就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打通被高学费所梗阻的阶层流动管道。
其次，用人单位应该介入高校改革，扩大定向委培的规模，改革其操作方式。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沦为就业竞争的弱势群体，供过于求固然是重要原因，人才不适应用人单位的需要也是重要因素。用人单位普遍不愿招收应届毕业生，而偏向于已有职业经验者。这似乎合乎情理，但如果考察应届毕业生与已有职业经验者工资要求之悬殊，从性价比来分析，颇有些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资源，实在相距太遥远。
片面追求学历的人才观，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目前社会上对人才的需求进入了一个误区，社会需求片面以文凭为本位，在用人时高度强调知识化，突出学历要求，各种机会均向有学历、高学历者倾斜。学历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用人观念和用人需求，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是用人实践的要求与反映。这种需求上的误区，直接影响了学生及家长的人才观，造成了升大学、考研乃至读博成为青年学子的最高追求。于是，一些本不适合搞研究、做学问的人，纷纷登堂入室，坠入了高学历的深渊。
片面追求学历的人才观，影响人们的教育观念，并成为“应试教育”的驱动力，可谓是“罪大恶极”。生活中，高学历的负面新闻更是比比皆是。
2006年4月，南开大学根据公布的《关于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处理决定》，决定对1997年以前入学的28名延期毕业博士生按结业处理。据了解，这些博士生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延究生”，其中既有全日制博士生，也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尤以后者居多。这28名博士生均已修完博士课程，但并未提交博士论文，达不到毕业要求。因此，依据2005年9月颁布实施的《南开大学研究生学则》中的规定，“在学校规定年限内，研究生修完培养计划规定内容，未达到毕业要求，准予结业，由学校发给结业证书”，南开大学对这28名博士生给予了上述处理。
同样，媒体披露的一则“博士生不抵工作经验”颇为引人注目：在杭州市举办的多场“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博士学历不抵工作经验”的现象屡屡可见。除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岗位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外，大多数岗位要求的仅仅是“大专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这样的标准让那些刚刚走出十年“寒窗”的高学历者们大跌眼镜。这条消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深思。
文凭不过是受过某种教育或培训的凭证，如果持有人不能学以致用并创造价值，文凭不过是一纸具文。
一个人能否成功，学历并非是首要的因素。人才标准不是学历，高学历不一定具备高能力，低学历不一定结缘低能力；文凭不算人才，文凭本身也不必然等同于人才。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关键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创造价值。逐步扭转不合理的人才观和教育观，在全社会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观和人才评价体系，为素质教育的实施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已成当务之急。
高校变革了，中学也要随之改变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因此，用人单位应该参与委培专业的课程设计，明确告之学校它需要掌握了哪些知识的人才；用人单位还应参与对毕业考核的设计，毕业生合不合格，在相当大程度上应由用人单位说了算。通过考生对学校的选择，在学校间掀起一场争夺委培项目的竞争，使学校竞相争取更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只有建立起这种动力机制，高校改革才能深入骨髓。
高校变革了，中学也要随之改变。在高校招生不再扩大的情况下，如果中学再以升学率为唯一目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显然极不明智。事实上，在独木桥之外另一方面是：康庄大道。近年来的多项调查显示，熟练技术工人是目前企业最急需也是最欠缺的人才，严重供不应求。
长期以来，中国的技工培养一是通过技校教育，二是靠在企业里面以师带徒方式培养。老师傅们身手自是不凡，但大多未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徒弟们亦步亦趋地学来，常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少了系统性的理论内涵。
由于历史原因，技校不被列入“大教育”范畴，不能从教育财政经费里分得“一杯羹。”多数技校所获有限的投入仅能勉强维持工资发放，山东省还有22所技校连这样的投入也得不到。而实际上技校的投资远大于普通学校，车床等实习设备和焊条等耗材不可或缺，一台先进加工中心达百万元，随着技术进步，设备也要不断更新。但多数县级技校和部分市级技校对25万元的数控机床也只能望而兴叹，因陋就简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打了折扣。
2005年11月7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需求有了，关键是要让中等职业技能类学校面对真正的市场压力，形成产业动力；通过学生的自主选择，扩大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的竞争力，扩大其规模和比重。
只有通过这种“就业率革命”，中国教育才能回归本位。（高敏）
